香港正在考虑解除对散户交易加密货币的禁令，以期将香港发展成为数字资产中心。

随着香港与新加坡围绕地区金融中心地位的竞争加剧，香港金融当局周一表示，该市监管机构也在探索让加密货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上市。这一转变与中国内地打击此类交易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声明，香港证监会将开始就散户投资者可买卖虚拟资产的适当程度展开公众咨询。香港证监会周一还发布了一份政策宣言，涵盖了可能针对在香港交易所托管的虚拟资产交易所交易基金的监管规则。

香港证监会在 2019 年发布了一项针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自愿许可制度，该制度规定交易仅限于专业投资者、即拥有至少约 100 万流动资产的个人、或者要么拥有至少约 100 万投资组合要么拥有至少约 500 万总资产的公司。

在今年加密货币崩盘之后，新加坡等全球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正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保护消费者；去年 11 月加密货币价格创下历史高点以来，该市场的价值已缩水大约 2 万亿美元，多家公司申请破产，许多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

与其他国家相比，香港的最新公告向加密货币行业发出了一个友好信号。

当今时代已经陷入严重混乱。从最近英国政府债券市场的动荡和英镑汇率的波动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在考虑如何根据经济环境调整投资组合与个人财务时，投资者必须问一问：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利率机制过去严重受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储蓄行为影响的世界。

通过在过去 30 年左右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低估的汇率，以支持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并积累了惊人的外汇储备。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远超 3 万亿美元。

这些外汇储备——反映出这些国家储蓄高于国内投资的盈余——帮助压低了全球政府债券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同时推动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依赖债务的经济增长。

2008-09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实施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央行官员则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名义利率很低或为负值。

通胀之所以保持低位，部分原因在于供给侧出现了巨大冲击，即亚洲和东欧廉价劳动力进入世界经济，确保了发达国家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力量平衡坚定地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不利于工人。

Amundi Institute 主席帕斯卡尔 • 布朗克（Pascal Blanqué）认为：投资者对过高的股本回报率的要求，加上人为压低的资本成本，导致了 “旧” 经济多数行业的投资不足。

这有助于解释，在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人们感受到的短缺和通胀压力的影响为何远远超出了能源和食品行业。低贴现率同样推高了科技行业的市值。如果布朗克的投资不足论断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通胀下降的速度将慢于市场目前的预期。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疫情和战争使经济方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低利率模式的许多特征已经发生逆转，尤其是由于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最引人注目的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平衡已经被彻底颠覆。为了抗击新冠疫情，各国政府大举支出，而反应迟缓的央行正在用越来越激进的加息来应对不断飙升的通胀。

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也预示着世界将进入一个中国与美国出现一定程度金融脱钩的时期。劳动力市场则处于多年来最紧张的状态。因此，超低利率的时代结束了，把通胀保持在目标范围内的难度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美中地缘政治摩擦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扰乱了企业在过去 20 年里建立的错综复杂的跨境供应链。

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更是加大了这项任务的难度。查尔斯 • 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马诺杰 • 普拉丹（Manoj Pradhan）在最近出版的《人口大逆转》（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一书中提出，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人口减少，从而重新使劳动者拥有更大的力量。

在这种新环境下，各国政府正从里根- 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后撤，重新拾起产业政策。它们正在鼓励跨国企业回流本国，并试图推动国内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如芯片领域。

虽然央行官员们希望确保本国经济软着陆，但随着通胀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当前出现温和衰退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在北美、英国和欧元区，衰退看上去无可避免。但是，由于中国和日本这两大经济体正在放松货币政策，全球不太可能发生十分严重的衰退。

当世界从一个去通胀的环境切换到通胀上升的环境，金融不稳定就在所难免。随着有关经济是会衰退还是软着陆的想法在人们的头脑里拉锯，加上人们有时还会担忧货币政策是否会过火（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将会十分波动。

在滞胀的情况下，债券无法对冲经济衰退和股市波动。多元化是很难实现的。债券熊市似乎注定要持续下去。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之前盛行的十分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制的逆转、对全球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重大改革以确保向低碳转型的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大幅收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企业利润将面临压力，企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下降。这对股票来说不是件好事。

对于资产价格如何对这种新出现的通胀、低利润环境做出反应，最好的历史指南是 1965 年至 1982 年的大通胀时期，当时各国央行失去了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而且全球不得不应对 1973 年至 1974 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和 1978 年至 1979 年伊朗革命（Iranian Revolution）之后的油价冲击。

研究公司 TS Lombard 的达里奥 • 珀金斯（Dario Perkins）认为，投资者现在需要寻求对实体经济的敞口，尤其是那些有望从去全球化、绿色转型和更高公共投资中受益的行业。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里，有形资产（如大宗商品、房地产和价值型股票）将表现良好，而以无形资产为基础的公司（如科技巨头）的主导地位将会被终结。

如今，实物资产存在稀缺溢价，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且各种形式的金融工程也受到了抑制因素的影响——金融工程曾在 2010 年代推高了无形资产估值。以无形资产为基础的企业易于扩张，这意味着它们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格外大的好处，而这一优势如今正在减弱。

因此，传递给投资者的一个信息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时代回来了。